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1年)
2009-10-10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1年)

 

    1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至1992年度,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包干指标,按1990年度计划略加调整,继续执行两年。在此期间,全国粮食定购数量每年保持500亿公斤不变。通知要求改变平价粮食销售范围过宽、数量过大的情况,通过压销,逐步做到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数量大体平衡;从1991年度开始,平价食油销售只保城镇居民定量油和军供用油,其他各项用油改为议价供应或市场调节。

    1月15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先进新闻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议开幕式上说:中央殷切期望新闻战线的全体同志,坚定地贯彻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李瑞环强调:要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努力使新闻报道更加面向人民大众,为读者喜闻乐见,增强宣传效果。

    1月15日至21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乔石在会上作题为《认真贯彻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政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乔石说: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必须坚持“严打”和综合治理的其它各项措施“两手抓”的方针,尽一切可能预防和减少犯罪。这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依靠群众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为加强对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作为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乔石任主任。3月22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报道,介绍上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党政领导同志的谈话情况和内容。陈云对他所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做解释说:不唯上,并非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15个字中,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1月18日至2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径应是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并逐步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科技兴农是农业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兴农”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这件大事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农业投资比重来体现。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集体、农民四个积极性,组织吸引各方面的财力,努力增加农业投入。

    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80%的国营企业如期完成第一轮承包合同。在1987年开始的国营企业第一轮承包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亿元,其中90%是实行承包的企业提供的。目前各地已进入第二轮承包。按“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改变了上一轮承包以上年或前几年平均数作为承包基数的做法,采用资金利用率计算法、效益平均法、基数滚动法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确定承包基数,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利于搞活企业。为改变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新的承包合同书上都明确了以利润为主的效益指标,以技术改造为主的企业后劲指标,以提高企业素质为主的企业管理指标,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约束机制。针对经营者与职工的矛盾,健全了职工民主测评、分配公开和民主审议的制度,并达成经营者与职工代表大会互相监督互相激励的“双保合同”,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力经营的“利益共同体”。还有一些城市开始进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的试点。

    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阐述了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而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还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月30日,江泽民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座谈。江泽民在座谈中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从宗教界来说,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定会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江泽民提出,我们处理与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 

    2月2日至6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巩固和扩大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

    2月7日至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以促使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指出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发展轨道。为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2月25日至3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1990年初,江泽民曾经要求体制改革领导部门抓紧研究治理整顿期间以及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问题。李鹏先后四次专门听取国家体改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设想的汇报。此后,江泽民、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国家体改委的汇报,讨论“八五”和整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方针。在经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座谈讨论、反复征求意见和总结12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这个文件提出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围绕这个总目标,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企业制度,除少数非竞争性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成为既有生机活力又规范自身行为的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收费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他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放开,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建立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以间接调控为主,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调控、以中央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国家体改委提供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六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城市集体经济和农村乡镇企业,适当发展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变了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二、合理改革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三、在坚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控的前提下,改革价格管理体系与形成机制,逐步推广发展各类市场,初步发挥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四、在坚持中央政府必要的集中统一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前提下,通过财政、金融、投资、计划等方面的改革,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进步。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当采用其它分配形式。六、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许多产品价格不合理;市场机制不健全;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

    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后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话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3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是在“七五”期间工作的基础上实现两个稳定:一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粮食产量,使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户有稳定的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二是发展多种经营,进行资源开发,建设区域性支柱产业,使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力争取到本世纪末贫困地区多数农户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创造条件。

    3月3日至5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企业集团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企业集团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据有关方面的介绍,国务院已经把组建一百个左右大型企业集团作为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会议提出:发展企业集团的一些改革性措施,都要突破现行体制。因此,不能以“与现行体制有矛盾”为理由,或以“现行法规中找不到根据”为理由,不允许进行突破。

    3月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同年7月27日《中国教育报》报道:国家教委日前发出通知,提出了1 991年秋季开学后在中小学加强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措施。

    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记者近日就台湾当局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采访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明确阐述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政策主张,推动了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国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现在,台湾当局制定了这份称为“统一纲领”的文件,这是台湾当局对统一问题做出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示。这份文件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应当统一,表示同意“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但是,这份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条件,人为地拖延实现直接“三通”及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等许多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仍然坚持台湾当局在统一问题上的固有主张,这只能延误统一的进程。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拆除障碍,切切实实地做一些符合两岸人民利益、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的事情。这位负责人的谈话重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任何导致“两个中国”、“一国两府”的言行。这位负责人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应当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及早进行直接的对等的协商。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台湾“国家统一纲领”》。文章指出:台湾当局要求两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等,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进入国际社会,谋求外交上的所谓“双重承认”。这种要求是极不现实的,只能使两岸走向分离,而不是迈向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台湾当局应正视此一现实。据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23日正式通过“国家统一纲领”。

    3月23日至4月4日,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增选叶选平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3月25日至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1991一2000年的发展总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即到2000年,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1100亿元,十年内年均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8%。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达到小康。“八五”计划的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是: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比1990年增长33.6%,平均每年增长6%;农业总产值达到8780亿元,比1990年增长18.9%,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达到32700亿元,比1990年增长37.1%,平均每年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大会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李鹏就这一纲要所作的报告,并通过决议。大会根据李鹏总理的提名,决定任命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国务委员。会议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

    4月15日至19日,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在济南举行。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纪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严肃查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案件,着重查处经济领域里党员干部的违纪案件,坚决查处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的案件,继续查处以权谋私、侵犯群众利益的违纪案件,认真查处违反人事纪律的案件。同时,各级纪委要认真抓好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各类党内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据统计:1989—1990年,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内违纪案40多万件,结案率90%左右;处分党员32.8万多人,其中开除出党7.2万多人。

    4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举办首次全 国党建理论研讨会。江泽民在同与会代表座谈时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改革开放健康发展。一定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4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

    5月1日,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调整粮油统销价格。国家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大米、面粉、玉米三种粮食的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0.10元,六种食油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1.35元。调整粮油统销价格,是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按照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做出的重大决策。实行这一措施,使国家财政补贴减少75亿元,扣除职工补贴增加与企业利税上缴减少的因素,仍可净减少财政支出30亿元。

    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二点五以内”;完成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指标,对于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认识,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管理计划生育;抓住重点,扎实稳妥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齐抓共管,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浦东分行正式开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发上海浦东的决策,中国银行决定:采取两年内每年拨1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建设,港澳中银集团每年提供2亿美元的外贸短期周转资金等十项措施支持开发浦东。

    5月16日至19日,应苏联总统、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江泽民这次访苏,是对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访华的回访,也是中苏两国自1989年恢复正常关系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对苏联的首次正式访问。1 6日,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东段划界问题签署协定。17日,江泽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公众代表并发表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的讲话。19日,双方在莫斯科发表《中苏联合公报》。

    5月20日,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要点》提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地向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结构调整要效益;改革的重点是搞活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宏观、流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并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综合协调。

    5月22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贺电。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5月23日至27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会议选举朱光亚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5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通知》指出: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骨干,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强其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应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改善外部环境两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为了改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外部环境,自1990年年底以来,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通知》将这些措施归纳为十一项,包括;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适当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补充部分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给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进一步做好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双保”工作;继续清理“三角债”;选一百个左右大型企业集团分期分批进行试点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通知》要求各 有关经济综合部门抓紧做好协调工作,围绕贯彻落实上述11项政策措施,尽快制订具体实施 方案。

    6月1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彭真文选》(1941一1990年)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部文选收入彭真的文章、电报、讲话共90篇。

    6月7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就海峡两岸关系与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发表谈话,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并宣布: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绝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的。对于台湾当局宣布于5月1日终止“动员勘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指出:“动员勘乱时期”及“临时条款”本来就是非法的,早就应该废除。现在决定终止,仍不失为正视现实、降低敌意之举,应当说是一个进步。这位负责人受权建议:两岸有关部门和所授权的团体或个人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问题;国共两党派代表进行接触,为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谈判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党中央负责人以及国民党中央授权的人士访问大陆,如国民党邀中共代表访问台湾,我们愿意前往共商国是。

    6月10日,江泽民会见香港总商会访京团。江泽民在会见时指出;如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长期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高度自治,凡属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决不会去干预。一个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将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香港过渡期间,我们无意干预港英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但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我们不得不为香港几百万居民的未来着想,所以希望港英当局多从保持香港今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方面考虑。江泽民还说:香港的确需要一个新机场,中国政府对新机场建设一贯予以积极合作,但机场建设不应让香港居民今后背上包袱。

    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回顾党的70年奋斗历程,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强调: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的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重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同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开始向全国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包括:对正,主要是改正一些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时间,校正少量错讹的史实和错字、漏字;对题解,订正某些史实的错误,删改少量不合史实的提法和评价,增写部分题解。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修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重点是校订注释。对注释中一些错讹的史实、不准确的提法和偏颇的评述,作了订正和修改,并新写了一些注释。在保持第一版原有篇目的同时,第二版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文章,这是表达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最早的文献。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的通知》,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在建党七十周年之际出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这套著作是今后长期内对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教材,学习这套著作是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至年底,《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全国发行总量已超过1000万套。

    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82年7月,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试点股份化暂行规定》,这标志着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造进入制度化、法制化的阶段。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推动了以股票为主力的证券市场的建立。1988年4月7日,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挂牌上市,揭开了深圳股票交易市场的序幕。

    7月16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部分地区灾情汛情汇报,研究部署抗洪救灾工作。当年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会议指出:面对严峻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动员起来,战胜灾害。

    7月31日,国务院在沈阳召开东北三省四市清理“三角债”试点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会上提出,清理“三角债”要做到“三清”:“两头清”,即一头清理债权、一头清理债务;“两手清”,即一手清理固定资产投资拖欠,一手清理流动资金拖欠;“思想清”,即各级政府和企业应高度重视“清欠”工作,消除试点工作的阻力。

    8月20日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正式提出两点建议: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邓小平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同日,鉴于苏联局势自8月19日开始出现剧烈动荡,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说: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8月22日,钱其琛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强调中国政府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苏联的内部事务应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一系列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并限制苏联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内形势的决议决定:“暂时中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8月31日至9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把清理“三角债”作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的源头入手,努力做到防止新的投资缺口,防止新的亏损,防止新的产成品积压,从而防止新的拖欠。主要任务是: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缺口造成拖欠这一源头抓起,重点从大中型项目清起,顺次解决“三角债”的债务链,努力防止前清后欠,使“三角债”问题切实得到缓解。主要做法是:源头入手,付方启动,收款还欠,连环清理。清理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批准立项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限额以上和国家专项安排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拖欠款。

    9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23日,李鹏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认为: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经济秩序明显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尚未扭转,国家财政较为困难,一些主要经济关系没有理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同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有着直接关系。为此,会议确定1992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巩固治理整顿的成果和继续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将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27日,江泽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件大事,摆到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抓下去。

    10月9日,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杨尚昆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改革开放已经深入人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他说,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根本大计,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为祖国的统一事业未能完全实现而深感不安。这些年来,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岸交往日益增多,这对祖国和平统一是有利的。但近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气焰嚣张,台湾当局某些人士对“台独”活动姑息纵容,某些外国势力怂恿“台独”分子分裂祖国,以便他们从中染指。杨尚昆强调: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径,我们决不坐视。

    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阐述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以大量事实介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白皮书指出:人权问题虽然有其国际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有巨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看法往往并不一致,对人权的实施各有不同。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按一个模式或某个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来套。11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国外有一些人蓄意散布什么中国不讲人权,侵犯人权的言论,这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中国使毫无做人权利的亿万人民争得了人权,这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我们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有助于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较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了解中国人享有人权的事实。

    11月4日,新华社成立60周年前夕,江泽民视察新华社。江泽民指出: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党的基本路线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进一步团结起来,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而奋斗。11月6日,新华社成立6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讲话指出: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任务进行宣传,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新华社取得成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处理好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防止由于宣传报道上的片面、摇摆,影响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

    11月5日至10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同杜梅总书记、武文杰主席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越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江泽民指出: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党也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四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正常往来。7日,中越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等文件在北京签署。10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11月25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要提高到新水平,到本世纪末确保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农林牧副渔各业和乡镇企业持续发展,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农村改革要有一个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农村社会面貌要有一个新的变化,形成经济繁荣兴旺、思想健康向上、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建设,必须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村改革,必须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离这一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总方向;制定和执行农村政策,必须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切不可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切不可放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必须尊重价值规律。重视流通领域的改革和建设,切不可忽视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严格控 制非农占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切不可脱离国情,违反基本国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切不可一手硬一手软;指导农村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不可违背群众意愿,不顾客观条件照搬照套,一刀切。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四大于1992年第四季度在北京举行。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分别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

    11月27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二期工程在湖北宜昌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至此,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宣告全部竣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1981年基本建成,1985年通过了国家验收。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江泽民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通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的精神。江泽民说:最近我们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是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一是这次八中全会,研究如何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问题。两次会议所研究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关键性环节。这两个环节抓好了,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12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按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民族地区要继续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挥资源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要大力支援、帮助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改变其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与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国家要根据经济计划和资源开发的需要,适当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对民族地区已经实行的特殊措施和优惠政策在“八五”计划期间均保持不变;民族自治地方要吸引、支持发达地区到本地开发资源、兴办企业,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尽快解决民族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支持等。

    12月11日至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21年来中国总理对印 度的首次访问,也是对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华的回访。13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中印领事条约等五项协议和备忘录。16日,中印联合公报在新德里发表。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汪道涵当选为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12月2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致电俄罗斯联邦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原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改任为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钱其琛还分别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11国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并准备分别与之谈判建交事宜。此前,12月21日,俄罗斯等十—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于1922年1 2月30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不复存在。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1617.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2.4%、13.9%和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94.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1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4.2%。全国财政收入3149.48亿元,比上年增长7.2%;财政支出3386、6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2.9%。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35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5%,其中,出口718。4亿美元,进口637.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7%和19.6%。实际利用外资115.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415.6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700.6元,指数为212.3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708.55元,指数为317.43。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转向全面增长,主要表现是:社会总供求恢复基本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基础产业得到加强;经济保持适度增长,改革开放迈出新的步伐;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各项事业有新的发展。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平衡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经济结构不完全合理;经济效益仍然不高;经济运行机制还不健全,一些基本经济关系没有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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